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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哲学教授的死亡练习奇异果体育官方网站

2024-06-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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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拄着登山杖站起来的时候,几乎没有人注意到。课堂将近尾声,一个老师在任何时候站起来都不奇怪,可能是活动一下身体,或者腿坐麻了,起身走走。站的动作发生时,哲学老师刘畅正在提问:“当我们聊到‘具身性’,我们是一个寄居蟹吗?”

  4月23号的主题是身体,每星期二晚上,朱锐会在下课前,邀请另一位老师开启一段对话。刘畅也没有注意到他站起来了,低头翻课堂笔记,继续提问。

  “如果我们的具身性是寄居蟹式的,我藏在我的身体里,通过中枢、神经元,操纵大脑,大脑再进一步操纵身体,身体再进一步跟世界发生接触。那我们操控鼠标的时候,是直接操控鼠标,还是先操控我们的手,再来操控鼠标?”

  “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,我实际上刚才是故意站起来的。”朱锐接过问题。在这之前,他整节课没有起过身,是助教反复走到讲台前,替他切换幻灯片。“作为一个直肠癌晚期的病人,我现在确实无法直接站起来了。我要操控我的身体,我的手臂,我下肢所有的肌肉,才可以实现‘站立’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行为。”

  确诊已经过去一年半,当时医生告诉他还有五年。那是2022年秋天,作家藏策接到了电话,朱锐说想在北京找一个好点的外科医生——肿瘤在直肠,如果手术后肛门保不住,变成粪瘘,得挂个瓶子,“他说这样生活就没意义了,也就不想治了。”

  手术前先要放疗,56岁的朱锐提前住进医院。在病房里,特别是在重症病房,他看到了一个赤裸的世界。

  “七八十岁的老太太,赤身裸体地在病房里更衣,老头同样如此,年轻的女儿在一旁给父亲擦屎擦尿。我以前是有洁癖的人,但生病以后,我一下惊呆了,一旦医院的门窗关起来,人的社会身体便隐去了,我们所谓的人格,自由,行为,文化,统统被排除在医院的大门之外。门外曾经被社会身体遮蔽的赤裸肉身,在这个世界里显现出来。”

  朱锐把住院的回忆讲给学生们。他之前也提过,一位密歇根大学的法学家在书里写:原来真正的“爱”,是恶心的悬置。

  在人民大学哲学系,朱锐是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平台的特聘教授。他之前在美国高校任教三十年,2018年回国,起初在深圳大学。同事发现这人整天不上班,办公室里一本书都没有,后来才知道,他的工作习惯跟常人不同,多在野外进行。参会前也不准备PPT,带着一个想法就去了,即兴演讲奇异果体育官方网站。

  到人大任教后,他住在租来的房子里,客厅采光不太好,但收拾得干净整洁。北京秋天阳光热烈的时候,书房和卧室会变得温暖。生病后的一年多时间里,除了上课,他很少去学校。给学生打电话聊论文,他就搬个凳子,坐到公园里晒太阳,以自己“中文不好”为由,让学生逐字念出来,又在听到错误时中文突然变好,“你这句话写得有语病啊。”

  如果医生突然打来电话,他必须放下手头所有的事,去做检查。即便有了空闲,也是用来休息。但朱锐想过正常人该有的生活,旅行,上课,跟朋友见面。这些事并非绝不可能,只是极不方便。

  一个疗程用药后,面部开始褪皮,满是疹子。朋友们想来家里看望,他都拒绝,上课更不可能,“脸花了,怎么面对学生呢?”

  尊严感是生病后必须考虑的事。没多久,他跟医生提出,不做了,换药。大夫同意换了一种疗效更差但不“毁容”的药。好在手术顺利,保肛挑战成功了,他跟朋友藏策报喜,“换了不毁容的方案,效果比之前还要好!”他指的是白细胞指标变好,但术后检查发现,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脏,侵袭了骨头。

  肝的体积开始扩大,压迫了肋骨、腹壁和腰椎,如果包膜牵拉,还会引起右上腹疼痛。身体被疼痛支配,人跟身体也有了新的关系。朱锐需要跟自己较劲,找到不那么痛的姿势。这种较劲是从起床开始的,短则两分钟,长则半个小时。他要筹划,“两个脚先动,还是上身先动,还是哪个地方先挪。”

  4月23号的哲学课上,朱锐与刘畅聊到了海德格尔,梅洛庞蒂,尼采。他最感同身受的是尼采,尼采一辈子受胃病困扰,在许多场合都表达过,最好的哲学莫过于一个强健的胃。“我以前不知道自己的肝在哪,直到癌细胞转移到肝。当你意识到你的肝在哪儿,当你的胃宣布它的存在,你已经在很多意义上,不能直接操控身体、直接跟世界发生接触了。”

  三周前,朱锐在课堂里接起一通电话。医生想跟他商量治疗的事,他嗓音有些沙哑,但语气平静,“你打扰到我上课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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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受化疗的同时,朱锐的课一直没停过。他日常服用大量止疼片,有时赶来学校,手上还戴着住院手环。如果被治疗耽误了上课,他会安排自己的硕士生、博士生帮忙开场。说是迟到半小时,却在10分钟左右就悄悄溜进来,坐在下面旁听一会儿。

  以前他总是汗津津地出现在教室,刚从外面徒步回来,顶一头爆炸卷毛,戴黑框眼镜,端一杯咖啡,“像疯狂科学家那样的”,学生们形容。化疗后开始脱发,爆炸头消失了,手上常有针管的痕迹。为了不吓到学生,他戴着毛线兜帽和手套来上课,在春天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。

  朱锐是一个讲究穿搭的人。去年秋天,他和刘畅一起坐高铁,去武汉参加学术会议,穿了件卡其色外套,运动裤,一双八孔登山靴。那时化疗还没开始,但由于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,他的肤色从白净变得暗黄——在朱锐的审美里,穿搭要配合肤色,卡其色因此变成了他多数时间的选择。

  高铁上,刚一落座,两个哲学老师开始闲聊,刘畅问朱锐,“我看参会提交的题目,你是要讨论’镜子’,这个看起来很有意思。”火车驶向江汉平原的途中,朱锐打开了话匣子——“人在什么时候会照镜子?”

  “当人面向未来的时候?”刘畅认为,人往往在出门前、正衣冠时,才会想到镜子。“我们关心未来,所以才需要知道自己是什么,关心对自己的清晰认识。”

  朱锐觉得镜像是一种回望,有着不可承受的沉重。塔可夫斯基在自传体电影中,通过镜子,从身后望见自己儿时的情形。而在古希腊神话中,俄耳甫斯想把爱人从地狱带回人间时,也不可避免地回望了她,导致爱人坠入深渊。

  “人不可能不回顾过去,但镜像式的回顾,看见的只是一种深渊,因为人是回不到过去的,不可能改变什么。”朱锐聊得忘乎所以,音量不断升高,他变成了车厢里最聒噪的人。在这个层面上,他与外放抖音的乘客没什么区别,吵到了后座正在休息的大哥。“什么镜子、镜子的!吵死了,安静点行不行!”大哥把他狗血淋头地骂了一顿。五分钟后,朱锐站起来拍了拍大哥的肩膀,“你批评得很对。”大哥反倒不好意思了。

  回到课堂中,他让担任助教的博士生徐如水帮他录恐怖片。镜子里映照出一个女人梳头的身影,空房间只有一把椅子——每次录制前,徐如水都会先计算好时间,按下“开始录制”后,跑到离电脑远远的地方,用手机数秒,到了时间,再跑回来点击“结束”。

  片子就在哲学课上放映。生病后,朱锐将《西方哲学原典》改成研究恐惧的课。“哲学就是练习死亡。”朱锐在课上告诉学生,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还有另一层含义,“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。”

  他带学生们观看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。梅科姆镇的街道古老又破败,空空荡荡,这里的小孩子都相信幽灵和鬼怪之说,对挖掘这样的轶事乐此不疲——朱锐讲到,儿童的恐惧既是真实的,也是快乐的,他们在恐惧中探索着未知的世界;成年人的恐惧却不同,他们把自己的偏见和无知,投射在“他者”身上——梅科姆镇的居民恐惧着黑人的存在。

  结课的时候,旅行者1号在太阳系边缘拍摄的地球照片出现在大屏幕中,在那里,地球只是一颗微小的白色圆点。朱锐说,“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、哭泣、牵挂的家园,从太阳系边缘回望,它只是一粒尘埃。”

  硕士生靳歌看到照片的那一刻,感受到了一种关于存在本身的恐惧。这样的情感,朱锐称为“形而上学的恐惧”。

  接着,他引入了“鳄鱼之眼”的概念,使这种恐惧变得更加具体。澳大利亚哲学家Plumwood在1985年曾险些被海水鳄咬死,当她从海水鳄的嘴里爬出来生还之后,写了非常多文章告诉人们,“我在鳄鱼的眼中是什么?是食物。”朱锐认为,这种视角的关键在于反观和回望——在被鳄鱼抓住的时候,人类有了第四视角。

  自己只是一块肉?靳歌开始进入思辨。当螳螂在她的手上缓慢爬行时,手对于螳螂而言是什么?或许是一块岩石,一堵肉墙,但无论如何,都不是“靳歌的手”。喜鹊眼里也是一样,人类的头,就是拉屎的地方,如果你是光头,被它们选中的几率还会更大。靳歌喜欢在大自然里抓虫子,研究方向也是生物学与哲学。

  受“鳄鱼之眼”启发,她想到,自然界确实存在永生的动物,比如灯塔水母,但还有哪个物种可以用第四视角来反观自己呢?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做个人类真是件有趣的事。Amazing!”

  今年4月2号,一堂普通的周二哲学课上,朱锐跟学生们说,“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,我的化疗停止了。当然,这不是说我痊愈了,是因为治不好,干脆就不治了。这下我就能不迟到,每周都来给你们上课了。”

  靳歌整节课都有些恍惚,第一次感觉自己离“死亡”这么近,“眼前的这个人,可能明天,可能后天,就要永远地离开了。”

  一个晚期癌症病人要花大量时间跟疼痛打交道。化疗药物随着血液输进身体,从口腔粘膜到食管、胃、小肠、大肠、肛门,这些地方的粘膜全部破裂,就像吃进一粒米,把它放进嘴巴,但这粒米所到的地方,都会让你产生疼痛。

  化疗后还会感到恶心,呕吐,厌食,如果无法忍受,医生会建议暂停。化疗药物剂量大的情况下,为保证足够的小便,加速血液中药物经肾脏排出,需要再额外输入利尿的药。容易造成腹胀、便秘,肚子胀得像皮球,有食欲也不敢多吃,会胀气,有压迫呼吸的那种难受。化疗药物用到后期,白细胞降至低点,会出现高烧。

  如果放弃化疗,肿瘤会继续扩散。止疼从口服10毫克的片开始,逐步加量。疼痛升级后,可在下腹部植入泵,或切断疼痛神经。在这个过程中,即便是微创手术,也会影响体内组织和血液供应,引发创伤性神经炎。

  今年4月,我和朱锐通了一次电话。他已经停止化疗,除了上课,没什么力气外出社交,多数时刻躺着休息,从前喜欢的爬山、徒步更是不大可能。我问他“那每天都做些什么”,他回答,“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日常。”

  朱锐讲话慢慢的,一句话里有多处停顿。他愿意以自己为案例,拆解其中能够产生公共价值的部分,也本能性地躲避了谈论私人事务。我从书籍、研究里查来的癌症患者应对病痛的那些体验,他一个字都没有提及,只说了生病后新的爱好,“更加深入地思考一辈子都在思考的问题”。

  他觉得自己的一生这样结束,是可以接受的。“我又不是爱因斯坦,或者要完成什么国家机器的尖端任务。我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积极接受治疗,已经对得起自己的生命了。如果不惜一切代价,那是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太重了。”

  刚确诊时,他的朋友们拉了一个微信群。62岁的作家藏策是群里最活跃的,搜罗最新的治疗资讯,看到什么都分享过来——不仅出于友谊,还夹杂着他对一个哲学家的惋惜。朱锐在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对藏策有很大启发,他总想劝朱锐去美国再试试新药,朱锐拒绝了。今年3月,新药募集志愿者参与临床,藏策又劝了一回,他仍然拒绝。

  艺术批评家袁园在群里并不活跃,她觉得自己不懂医学,真正能帮到朋友的地方少之又少,比起治疗策略,她更担心朱锐如何在精神上自处。

  两人相识于一个哲学与艺术的跨学科交流平台,朱锐提出过一种神经科学的视角,改变了袁园的教学方式——“人在欣赏艺术的时候,视网膜看见的部分只占认知的5%,认知的95%是大脑当中已有的经验、记忆、知识、情感,甚至人格。”

  28岁那年,朱锐迷上了柏拉图,每天读到深夜。他从那时开始自学希腊文,也是为了能用原文读柏拉图。同时在学术研究上,他开始慢慢向自然科学发展,自学人脑解剖学,生物化学,并从概念和理论上学习数学,比如几何学、拓扑学、微积分、概率论、线性代数。

  他在一篇哲学访谈中谈到,“文科只靠诗歌,靠体会,靠概念,靠所谓孤独的沉思。科学让我们知道,我们所看到的、我们所认识到的、我们常识所理解的、我们所坚信不疑的东西往往都不是真实的。”

  这是朱锐对传统哲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思,他总是这么提醒自己,因为朱锐年轻时也写诗,喜爱诗歌,但他同时认为,“不能让诗人承担思想的重负,因为诗不能像科学家、哲学家一样去捕捉共相;诗人捕捉的是生命之中最不可告人的东西,让他人感受你的私人感受,它既是你的隐秘,又是大家的秘密”。他喜欢余秀华那样的诗人,白刀子进,红刀子出,写出来的东西是一种血淋淋的个人经验。

  确诊直肠癌后,朱锐如常地生活,上课,做研究。如果赶上放化疗、手术,藏策会帮他协调时间,不安排学术活动。但朱锐会在手术前一天,突然说自己可以参加。其中一晚,他跟几位学者一起讨论ChatGPT是否意味着机器可以在未来替代人类、超越人类?朱锐的答案是否定的。“他的热情比生病前还要热烈”,藏策回忆。

  通常情况下,学术讨论结束他就走,学术圈的社交场合,朱锐则是能躲就躲,以至于他在患癌出名之前,人大的许多同事甚至还没见过他。而生病后,他又有更多天然的理由躲避社交了。

  藏策、袁园都观察到,交朋友这件事上,朱锐是有些洁癖的。他发现一位圈内大咖在引用希腊文时不严谨,怀疑这个人学问做得不扎实,或学术态度有问题,因为“名人是要承担公共责任的”。自那以后的朋友聚会,凡是这位大咖受邀参加的,他都找借口“有事不来”。

  学校里的日常琐事,他也没有耐心去研究。回国后,朱锐发现高校特别喜欢填表,每办一件事都要先填张表,他也是能躲就躲。他觉得这或许是自己性格上的缺陷,但是不愿意妥协,也因此在职场里错失了许多机会。

  他最大的爱好是爬野山。生病前,学生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听到朱老师野外遇险的故事,总是独自一人,没白没黑地爬,从天亮爬到日落,直到周围一片黑暗,不剩一点灯光。他曾在课上分享过一张在野外拍的照片,绿树层层叠叠,没有路——

  “我们的大脑是百万年进化而来的。它在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应对在野外的情况。你们能找到,这张照片里的路在哪里吗?”

  没人回答上来。朱锐指着植被中间一处阴影说,“这里的轮廓是有差别的,绿色跟绿色之间有区隔,你就能判断在这两片绿色中间,有一条小路。我们的视神经,可以通过分辨颜色,建构关于这个世界的结构。”在那片树林里,朱锐也是这样往阴影的方向去走。遇险的时刻,就是克服对未知的恐惧的时刻,他很多次告诉学生。

  你是否恐惧过死亡?这个问题看似只有肯定的答案,可当人们真正开始思索,发现答案实际不尽相同。

  年轻人对死亡的想象,可能是某一天出门被车撞死,没有太多的具象感受。中年人的恐惧藏匿在日常生活的角落,比如看到母亲打来电话,会犹豫着不敢接,怕是来电通知自己,父亲走了。患有精神障碍的人会认为,死是一种归宿,一个温暖的、可以确定的终点。

  被哮喘折磨的英语系女孩舒文则认为,比起对死亡的恐惧,更想知道怎么活下去。脱离濒死体验后,她陷入了另一种痛苦,如何面对生命的虚幻?

  谈论寄居蟹的那节课尾声,坐在第一排的舒文合上了手中的《维特根斯坦传》。接下来的十分钟,朱锐在讲台与第一排之间的空地上来回踱步,右腿比左腿更难使劲,拄着登山杖,显得吃力。舒文在那一刻感受到,好像生命随时可以中断,但仍然可以从中创造出一些永恒的东西。

  放恐怖片的助教徐如水一直怕坐过山车,结课两个月后,她去了趟游乐园。在过山车上睁开眼睛,尖叫,感受失重穿过身体,看天空的颜色,她意识到自己不那么害怕了,“像朱老师在课上说的,人的感官会被现代文明所封闭,需要重新得到释放。”

  听过《西方哲学原典》的男孩游虹记得两年前,朱锐在去上课的路上看见过一只跛脚的小狗,“它一瘸一拐的,但是快乐地奔跑在街上。我们作为人而生活,遇到这种困难,是不是也有可能这么快乐地去活?”那节讲的是克里普克和普特南。游虹第一次意识到,快乐也是有可以选择的权利的,“是一种你心境上的选择。”

  因为父母的劝说,游虹一直犹豫是否要在本科毕业后找份企业内的工作,而他想去学习表演艺术。父母一直反对“既看天分又不稳定的”工作,是跛脚的小狗打消了他的迟疑,“就算我搞不到钱,饿肚子,我也能接受,因为我对物质生活并没有那么挑剔。”游虹说服了父母,现在在读表演系的研究生。

  今年春天,人大校园里的花开了,靳歌拍下来给朱老师发过去几张。师门聚餐合影,她也发过去,对方都会回复。但每次发微信关心“身体怎么样了”,老师总是沉默。她起初不理解,这种沉默遇得多了,才慢慢想通,朱老师不想回答,也没法回答。

  6个月前,两个主治大夫告诉朱锐,他再不回美国,就回不去了。孩子们都在美国生活,生命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。那时是冬天,朱锐想,冬天回去能陪孩子做什么呢?什么也做不了。他说等到夏天,孩子们也放暑假了,“如果身体允许的话,是要回去的,不是为了治疗,而是陪他们度过一些时光。”

  到了4月份,他给自己“是否回美国”提了一个限定条件。“孩子他们今天早上还问我,可不可以买机票来看我,我说再等等。看医生告诉我还有多长时间可以活,如果我快要死了,他们就没必要过来看我。”

  朱锐一点都不恐惧死亡么?藏策始终觉得,“他内心一定也是思考了很多遍,不那么简单。”既然还有那么多精神和热情去研究哲学,为什么不再试试最新的治疗方案?再三劝说下,朱锐给出了另一个理由——不想让孩子们见到自己最不堪的部分,一旦去美国接受治疗,多少要牵绊到他们。藏策、袁园、刘畅都猜测,这是因为朱锐明白,死亡往往会消耗一个人的尊严。

  去年9月,袁园收到了一则讲座邀请,题为“时间的鳄鱼之眼”,主讲人是朱锐。她很快明白朱锐想表达什么,“他在解答时间的悖论。”

  时间的悖论是朱锐生病前就在研究的问题——物理学认为,时间没有“现在”一说,甚至是可逆的;但人类所能体验到的生命时间,却是逝者如斯夫,一去不复返。物理学由此认为,人类意识中的时间是一种幻象。“可是,被视作‘幻象’的时间,对于人的生命体验来说,又是如此重要。”这是朱锐一直想要解答时间悖论的原因。

  讲座中,朱锐引用了黑泽明的电影《生之欲》。公务员渡边突然得知自己患有胃癌,医生告诉他,还剩一年的时间。生命进入倒计时,渡边本想及时行乐,却发现花钱如流水,借酒消愁,都无法回答“人生意义何为”。最后,他选择回到手头原本正在做的事情上——填平了社区里的一条臭水沟,就这一件小事。

  西方评论界对这部电影有一种普遍的解释:渡边选择了向死而在,达到人生的自由,人格的实现。但朱锐不赞同这种说法,“听起来有道理,细想是没有道理的。”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海德格尔的批判,认为存在主义提倡的向死而在,不过是一种理智的游戏。

  “‘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’,人们确实可以这样做,也非常有意义,但那不是真正的向死而在。真正的向死而在,是你知道在很短的时间,一个我们可知的时间维度之内,我马上就要死了,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必然性,是你的身体要离你而去的必然性,是阿尔托残酷戏剧意义上的一种残酷。”4月23号的哲学课上,60人的扇形阶梯教室里,容纳了上百名来听课的人。讲完这些他有些疲惫,把话筒交到其他老师手里。一个星期后的哲学课,全程由刘畅代课,朱锐因为身体原因,住院接受检查,没有到场。

  早些时候的另一堂课上,他讲完自己最喜欢的画家维米尔,摘下黑色棒球帽,又在反复切换幻灯片的过程里,摘下了灰色手套。课后学生围着他提问,朱锐把帽子拿在手里,笑着跟学生们说,“你们看,我的头发已经长出来了。”

  1、哲学插上科学的翅膀|《认知科学》杂志访谈录系列——哲学合作社·认知科学编辑部,20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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